我们的新家也很贫穷，两间土坯草房，住着老少三代6口人，但母亲和我毕竟有了安身之地。那时，玉米面掺高粮米糠做的大饼子我们每餐要定量分着吃，有时饿得不行，就得吃用玉米桔加工成的淀粉做的馍馍。当第二年春天来临时，我再次回到了大姨身边，大姨听说我吃了淀粉做的馍馍,又心疼又气愤，自言自语地奚落起母亲和继父来。
那年秋天，我该上学了，不得不又回到乡下母亲身边。可是我的心思一直在城里。每当放寒暑假，我就立刻回到城里大姨身边，而到开学的时候，继父三翻五次地进城接我，我才不情愿地回去上学，而这时学校早已开学。就这样，我在小学时期基本没有好好读书，学习成绩当然也就一直很差。
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临了，学校停课闹革命，小学生年纪小不能去串联，只能放假在家。我却如鱼得水，兴高采烈地来到大姨身边。每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去街上看热闹，有时跟在吉普车后面跑着抢传单，有时跟着游街的队伍到处乱跑。看那些头顶戴着高帽，胸前挂着大排子的“走资派” 们排着长长的队，被红卫兵小将呵斥着，驱赶着到处游街。每到一个繁华地段，他们就停下来，面向围观的人群深深地低头弯腰，还要分别向群众自我认罪，态度稍有不好，就要遭到训斥和打骂。再看那大街小巷，到处贴满了标语和大字块。我清楚的记得有“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！”“打倒叛徒、内奸、公贼刘少奇，再踏上一只脚，让他一臭万年，永世不得翻身”等等，有的标语旁边还画上一个丑化了的漫画头像。
那天，几个带着红袖标的学生走进了娘娘庙，其中一人指着在院子里洗衣服的大姨的脊背说这说那，我见状便和他理论起来，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小吧，那几个红卫兵并没说什么，看着我笑了笑就走了。又过几天，街道派来了好多人，他们把庙里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。他们翻箱倒柜时，连母亲放在大姨这里的东西都没放过。母亲那些带古典图案的衣裳和被褥都被他们撕毁了，我心疼的在一边连哭带喊：“这是我妈的！那也是我妈的！”可是没人理我。在破四旧，立四新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，一个孩子的哭喊声又能挡得住什么呢？
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，伴着“彻底砸烂旧世界，革命江山万年红”的歌声，红卫兵小将天天在造反。大街上不时地传来枪声，一位母亲听到儿子被冷枪打死的消息后，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令围观的人无不为之动容。娘娘庙更无法摆脱这场浩劫，庙里的佛像被彻底砸烂，横七竖八地倒了一院子。有的妮姑私下里去看那佛像，看后悄悄地议论说：“这佛像怎么没有心啊，怪不得没显灵呢。”她们把佛像被砸烂怪罪给当初塑造佛像的人了。
娘娘庙里有十六尊铜佛，是镇庙之宝，大姨捎信让继父把这些铜佛背到乡下藏了起来。那些红卫兵为了找到铜佛，天天批斗庙里的妮姑。为了不让铜佛被红卫兵找到，大姨派我回乡下，告诉继父将铜佛扔到河里。那天早上，大姨悄悄的把两块银圆递给我让我藏好，然后送我去火车站。两个红卫兵在后面尾随着我们，当大姨递给我两毛钱做火车费时，其中一个红卫兵还过来看了看，并说：“是什么？拿过来，我看看！”就这样，我在红卫兵的监督下，上了火车。下车后我独自在青纱帐间穿行了七八里路，又急又怕，心里蹦蹦地跳，几乎是小跑着回到家把大姨的交待告诉给妈妈的。可是第二天，继父还没来得急把铜佛扔到河里呢，红卫兵就知道了铜佛的下落，他们逼着大姨冒着倾盆大雨带他们来我家取铜佛。当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我家时，母亲和继父吓得浑身发抖，继父哪见过这阵式，他跪在地上求饶，乡亲们也都跑过来围观，那情景我至今记忆尤新。
事后听说，是娘娘庙里的妮姑常江被逼无奈，才把铜佛的下落告诉给红卫兵的，因为常江代表娘娘庙的妮姑参加了政协，是政协委员，因此也是被批斗的重点对象。几天后，我们听说常江因受不了红卫兵的折磨，服毒自尽了。
一天，我正在家里吃饭，一个刚从城里回来的人来到我家告诉我们说：“城里的和尚都被戴上高帽游街批斗了。”我听后，放到嘴里的饭再也咽不下去了，泪水顺着脸颊止不住的流，此后一连几天我都茶饭不思。就在那个夏天，我得了淋巴腺结核(俗称鼠疮)，一病就是7年多。母亲和大姨说我是因为上火才得了这病的，那年我10岁。
